新华网长沙6月25日电 (记者史卫燕 刘良恒)近年来，“镉大米”“癌症村”“砷中毒”“毒生姜”等土地污染带来的问题一次次冲击着公众心理防线。

　　6月25日是第24个全国土地日。记者走访多个政府部门、科研院所、治污企业后发现，目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仍然面临着“面积大、技术弱、资金缺”三大难题。

　　问题多，分布广

　　人口只有4万多的乡镇，血铅超标的儿童超过300人。近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大浦镇发生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，引发社会强烈关注。据披露，当地超标儿童的血铅值最高达到了322微克，远远超过100微克的健康标准。

　　沉默的土地在不断的污染积累中开始事故频发，曝光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的就有江西吉安、陕西凤翔、湖南武冈、云南昆明、龙岩上杭、湖南郴州等地，最终结论均与企业非法排放引发土壤污染相关。

　　土地污染在危害人们健康的同时，也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重创。2013年上半年，素有“湖广熟天下足”之称的湖南省连续两次被曝光其所产大米重金属镉含量超标，湘米的销售一时陷入困顿。

　　据今年4月公布的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》，全国土壤总的污染超标率已达16.1%，而生产农产品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高达19.4%。

　　大面积的土壤受到污染，其污染物的类型也复杂多样，以耕地为例，其主要污染物就包括镉、镍、铜、砷、汞、铅、滴滴涕和多环芳烃等。

　　原因杂，污染重

　　“目前，我国土壤污染呈日趋加剧的态势，防治形势十分严峻。”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、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张维理表示，“我国土壤污染呈现一种十分复杂的特点，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、无机有机污染混合的局面。”

　　总体来看，土地的污染来自农业与工业两大来源。中国农民笃信“没有千斤肥，难打万担粮”，对化肥农药的迷信施用成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。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，我国约有1600万公顷农业耕地遭受农药污染。

　　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多年的调查数据显示，中国耕地不足世界的10%，却使用了全世界1/3以上的化肥。从1980年至2008年，粮食产量扩大了1.5倍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，但化肥消费量却增加了3倍以上。

　　与农业污染相比，工业污染主要是镉、砷、铬、铅等重金属的超标，污染面积相对较小却难以分解，威胁更大、时间更长。

　　汞、镉、铅、铬、砷五种重金属被称为重金属的“五毒”，对人有致命的危害。专家分析，中国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化工厂和矿山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，国内采矿业的粗放式发展方式，加上科学技术落后、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强、资源盲目开发，滥挖滥采使得一些重金属主产区的土地被日渐污染。

　　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，重金属污染则多来自工厂。国内三十几家环保组织联合发布的《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》称，IT企业重金属污染居首。

　　技术弱，投入大

　　严峻的污染形势对应的却是薄弱的治理技术。上市企业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环境修复专家易新建分析指出，污染土壤修复非常困难，由于污染土壤面积大，自然条件复杂多变，污染程度深浅不一，对治理技术和工艺要求极高。

　　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环境监督处处长刘帅表示，目前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还处在试验阶段，迄今为止国内并未听说有成功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案例。

　　更为现实的问题是，重金属污染治理需要巨量资金，巨额的成本投入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。

　　2011年，《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》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，总投资达595亿元。而据湖南省有关部门预测，治理要达到预期效果，长期投入超过4000亿元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被称为“亚洲第一雄黄矿”的湖南石门雄黄矿周边8000亩砷污染农田修复，当地政府给国家有关部门上报方案的预估投资额就高达13亿多元。一些业内人士表示，修复成本如此高昂，对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来说，无异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　　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李发生表示，重金属污染耕地治理必须以耕地污染调查数据作为基础。由于很多治污项目“开弓没有回头箭”，在科学规划上，全国各地首先应描绘好“治污地图”，因地制宜、因污制宜制定治污规划。

　　“污染土壤修复技术还不成熟，尽管来自各方的治理呼声很高，但是决策者还对巨额修复成本能否产生实质修复效果抱有顾虑。如果钱花了，治理效果一般，甚至带来新的污染，那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，而且还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。”刘帅建议，污染土壤修复工程不能仓促上马，应科学合理地确定技术路线、配套措施以及融资模式。